【「四大家」：元代诗风的主要体现者】

　　　　　　　　　　　　　　　　　　　　　　　　张晶

　　在对中国诗歌的研究中，元代诗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可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其实，元代诗歌自有一代诗史的规模，也自有其特色。元诗紧承宋诗之后，却与宋诗迥然有异。在中国诗歌史上，元诗自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

　　在元代历史上，政治、文化的隆盛时期当推仁宗延祐年间。延祐时期也是元代诗坛的鼎盛阶段。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其中又以号称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这四位诗人成就最为卓著。他们是延祐诗坛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同时也是元代诗风的体现者。清人宋荦论述元诗的历史发展脉络时说：「遗山(元好问)、静修(刘因)导其先，虞、杨、范、揭鸣其盛，铁崖云林持其乱，沨沨乎亦各一代之音，讵可阙哉！」(《元诗选序》)把「四大家」视为元诗的鼎盛之峰巅。《元诗选》的编选者顾嗣立也说：「先生(指虞集)与浦城杨仲弘(载)、清江范德机(梈)、富州揭曼硕(傒斯)，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有元一代之极盛。」(《元诗选·丁集·道园学古录》)对其评价甚高。

　　四家并驰，似乎体貌如一，论者也往往把虞、杨、范、揭作为一个概念来谈论。诚然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体现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明代著名诗论家胡应麟从诗体批评的角度批评延祐之诗缺少个性：「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绘有余，古澹不足。」(《诗薮·外编》卷6)批评得颇为尖锐。与唐宋诗相比，元代盛时诗人的艺术个性不够鲜明，也未能创造新的范式，这是较为中肯的；但也不能全然抹杀了虞、杨、范、揭等诗人的艺术个性，真正有成就的诗人，必然会有独特的艺术风貌的。虞集对于四家诗曾有很妙的譬喻：「先生尝谓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美女簪花，人或问曰：『公诗如何？』先生乃曰：『虞集乃汉廷老吏也。』盖先生未免自负，而公论皆以为然。」(《元诗选·道园学古录》)这几个譬喻形容出四家诗的独特艺术风貌，虽然未必尽合，却也大致贴切。这个评价由虞集作出，当为知言。我们分别对四大家做一下粗略考察。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又号邵庵，人称邵庵先生，蜀郡人，系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大德初年，到京城大都任国子助教博士，累迁秘书少监、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拜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诗文皆负盛名，「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士大夫碑版咸出其手。粹然成一家之言」(同上)。诗文集为《道园学古录》五十卷。虞集自谓其诗如「汉廷老吏」，并说这是「天下之通论也」。就是说，这既是诗人的自我评价，又符合当时的客观舆论。那么，「汉廷老吏」所比拟的意思是什么呢？胡应麟阐释为「刻而深也」(《诗薮·外编》)。又转引杨文贞语云：「虞自拟为汉廷老吏，盖深于律者。」清人陶玉禾的评价是对这个说法最准确明白的解释：「道园法度谨严，词章典贵，敛才就范，不屑纵横，汉廷老吏，故非自负。」(《元诗选》)可见，所谓「汉廷老吏」的说法，主要是指虞诗深于诗律，谨严而浑融。《道园学古录》的律诗无论五律抑或七律，确实都有这样的特点。虞集的律诗多而且好，用律严谨，隶事恰切而深微，显得稳健而深沉。如七律《挽文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安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这首诗是元诗中难得的佳构，诗人把自己极为深沉的民族情感、历史兴亡感都融进了严整的艺术形式之中。诗的风格沉郁苍劲，寄慨极深。陶宗仪说：「读此诗而不泣下者几希。」(《元诗选》)不仅是律诗，虞集的歌行体也写得雄浑壮阔。如《金人出塞图》，描绘金人出塞游猎的情形，形象鲜明生动，气势雄豪，是歌行体中的名篇。胡应麟论此诗谓：「雄浑流丽，步骤中程。」(《诗薮，外编》)

　　杨载(1271─1323)，字仲弘，蒲城(今属福建)人，后移居杭州。延祐时期的著名诗人、诗论家，也是有名的古文家。史称：「初，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其文章一以气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元史·杨载传》)

　　杨载是元代重要的诗论家，其诗话《诗法家数》是一部有相当美学理论价值的诗论著作。这部诗话篇幅不大，然而却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元代诗学界的美学观念，而且有着较强的系统性。杨载的诗歌创作，被虞集称为「百战健儿」，诗语健劲，富有变化腾挪之势，雄浑横放，长于议论。范梈为其诗作序云：「仲弘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论议，直视千古，每大众广集，占纸命辞，傲睨横放，尽意所止。众方拘拘，己独坦坦，众方纡徐，己独驰马之长坡而无留行，要一代之杰作也。」(《元诗选·丁集·仲弘集》)可见杨载那种脱略束缚、横放杰出的艺术气质。这在仲弘的歌行体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仲弘集》中有歌行体诗数十首，写得雄杰壮阔，波澜起伏，读之使人如入风光奇绝的群山万壑之中。在歌行体诗中，又有许多题画诗，写得飞动雄奇，如《题华岳江城图》、《题秋雨长吟图》、《李伯时画浴马图》、《题赵千里山水扇面歌》等。杨载的近体诗更为明显地体现出「雅正」的特点，格律圆熟，艺术谐婉，而其表现的意蕴也都是较为温雅和顺的。如七律《即事》写京都之盛，在风格上真像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练帻鸡人送晓筹」)之类的作品，渲染王朝的鼎盛气象，笔致并不秾艳，但却把元都的盛景写得恰到好处。其它如《春雨》、《次韵袁伯长待制》等篇什，描画出「盛世」景象，与初、盛唐时的应制诗颇为相似，而决没有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元遗山七律的悲壮雄浑。杨载的七律，正可以作为延祐时期「雅正」诗风的代表。

　　范梈是元代中期的著名诗人、诗论家、古文家。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家贫早孤，刻苦为文章，人罕知者。三十六岁时，辞家北游，卖卜燕市。后被举荐为翰林院编修官。范梈论诗有《木天禁语》、《诗学禁脔》等著。诗文集有《德机集》传世。范在元中期诗坛上有重要地位。元人欧阳玄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于是西江之士，亦各异其旧习焉，盖以德机与曼硕为之倡也。」(《元诗选·丁集·德机集》)指出范诗在扭转江西诗派馀风中的功绩。范梈的诗作，以歌行体为最擅名。揭傒斯为其诗作序称其「工诗，尤好为歌行」。《德机集》中歌行体诗约占四分之一左右。范氏歌行豪放超迈，跌宕纵横而又流畅自如，如《王氏能远楼》一诗：

　　游莫羡天池鹅，归莫问辽东鹤。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请君得酒勿少留，为我痛酌王家能远之高楼。醉捧勾吴匣中剑，斫断千秋万古愁。沧溟朝旭射燕甸，桑枝正搭虚窗面。昆仑池上碧桃花。舞尽东风千万片。千万片，落谁家？愿倾海水溢流霞。寄谢尊前望乡客，底须惆怅惜天涯。

　　这首诗借痛饮高楼来抒发人生无常的感慨，在风格上，深受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影响。陶玉禾评范诗：「德机天骨开张，挥斥变化，俊逸则学李青莲。」正指这类作品。在律诗方面，德机诗则更心仪于杜甫，尤其是五言律诗，很有些近于杜诗五律那种沉郁而凝炼的风格，如《京下思归》：「黄落蓟门秋，飘飘在远游。不眠闻戍鼓，多病忆归舟。甘雨从昏过，繁星达曙流。乡逢徐孺子，万口薄南州。」这类作品颇似杜甫的后期五律。胡应麟称其为「步趋工部」，陶玉禾认为范梈诗「锻炼则摹工部」，即指这类诗作。此外，范的五言古诗也很有名，深邃而清新，如《苍山感秋》等作，颇受时论称誉。

　　揭傒斯是盛元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其诗论、诗作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今江西丰城)人。幼时家贫而读书刻苦，大德年间出游湘汉。延祐初年，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前后三人翰林。至正初年，诏修宋、辽、金三史，任为总裁官。诗集为《秋宜集》。关于揭诗的风格，虞集曾喻为「三日新妇」，「如美女簪花」，这当然是说揭诗清婉流丽。但揭诗决不停留于此，而是在清美流畅中有很深的寄慨。揭傒斯本人对虞集的这个评价十分不满，「虞道园序范德机诗，谓世论杨仲弘如百战健儿，德机如唐临晋帖，揭曼硕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汉廷老吏。曼硕见此文大不平。一日过临川诘虞，虞云『外间实有此论。』曼硕拂衣径去，留之不可。后曼硕赴京师，伯生寄以四诗，揭亦不答，未几卒于位」(王士祯《池北偶谈》卷16)。正因为虞集的评价未能真正道出揭诗的特征，曼硕才如此愤愤不平。《四库提要》论其诗云：「独于诗则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韵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这个评价更为客观，更为深入一层。揭诗诸体之中，尤以五言古诗见长。欧阳玄称他「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揭公墓志铭》)。所谓「古乐府选体」，就是指五言古诗。揭的五古有着一种幽淡深邃的风调，读之使人进入超逸朦胧的境界。如《自盱之临川晓发》：「扁舟催早发，隔浦遥相语。雨色暗连山，江波乱飞雾。初辞梁安峡，稍见石门树。杳杳一声钟，如朝复如暮。」这里抒写一种行旅的意绪，发而为「飞雾」似的境界，细读之，又有一种深潜却又难以言喻的感触。这类诗作很多，体现着他「写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写感慨之微意」(《诗宗正法眼藏》)的论诗主张。揭傒斯的作品内容较为丰富，诗人往往以其条畅的诗笔来表现下层人民所遭受的灾厄痛苦。在这一点上，他是突破了「雅正」的观念束缚的。延祐诗坛，大多数诗人以装点升平为时尚，虽以盛唐为归趋，但更多的是咏叹一些表面的繁荣。揭氏则能以诗笔直探民生艰窘，确实难能可贵。这类诗作如《渔父》、《大饥行》等较有代表性。如《大饥行》：

　　去年旱毁才五六，今年家家食无粟。高囷大廪闭不开，朝为骨肉暮成哭。官虽差官遍里闾，贪廉异政致泽殊。公家赈粟粟有数，安得尽及乡民居。前日杀人南山下，昨日开仓山北舍。捐躯弃命不复论，获者如囚走如赦。豪家不仁诚可罪，民主稔恶何由悔。

　　这首诗写饥荒年月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同时，对于贪官与豪家予以揭露与鞭挞。诗作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同情与泛泛的怜悯，而是旨在揭示旱魃并非戕害人民的唯一「祸首」，使人民置于水火之中的，更多是人为的因素。这类篇什把「盛世」帷幕下掩盖着的悲惨社会现实映现出来，在元代中期诗坛上显得尤为精警深刻。

　　虞、杨、范、揭这四位诗人，被称为「元诗四大家」，在元代诗坛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一是因为他们在当日文坛上享有很高声望，天下文士闻风归趋；再则是他们都有诗论著作，有明确的理论主张，成为当时社会审美思潮的代表。元代诗坛，诗家众多，诗作汗牛充栋，而「四大家」的成就在其中是非常突出的。他们代表了元诗的特色所在，是值得文学史家深入探讨的。

【出处】：
古诗文鉴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