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体」的形成及影响】
林家骊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南朝诗歌很值得注意。虽然这一时期诗歌反映的社会现实比较狭窄,然而在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则有重要的进展,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而在南朝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瞄p元嘉体、永明体、宫体诗)中,尤应注意「永明体」。「永明体」亦称「新体诗」,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永明体」诗产生的时代背景
「永明体」诗的产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首先,南齐永明年间(483─493),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为作家们潜心公创作,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萧赜自幼跟随其父齐高帝萧道成东征西讨,担任过县州郡的地方长官,有比较丰富的统治经验。他奶多岁继位作皇帝时,已经相当成熟。即位后,特别注意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和北齐政权的矛盾,又注意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因此,他在位的11年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士民富庶。《南齐书·良政传序》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作者萧子显是南齐宗室,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其次,统治阶级对文学的重视以及文学集团的活动,大大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写作技巧的提高。南朝从刘宋以来,文学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元嘉十六年(440),宋文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嗣后,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从此,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经史等分开来了。几十年间,经几代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将文学从封建统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南齐永明年间,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文士们经常受到统治集团高层人物的征召而集中到他们的门下,除担任一定工作之外,还集体进行文学创作,切磋技艺,共同探索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史籍记载,永明年间至少有四个比较大型的文学集团的存在,依据其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是:卫军将军王俭集团、竟陵王萧子良集团、豫章王萧疑集团、随王萧子隆集团。其中萧子良集团存在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永明体」诗人绝大多数出自该集团。当然,文学集团之间的人员也是可以流动的,比如谢跳朓、萧衍在永明八年后先后转入随王萧子隆集团,随府到荆州去了。
再次,佛教活动的大盛,导致了「四声」的确立和「声律论」的产生。南朝佛教盛为流行的情况,典籍常见,此处不赘。唯因佛经之转读而导致四声的确立『事须加以说明。在四声论创立之前,李登撰《声类》、吕静著《韵集》均用五声命字,唐封演《闻见记》说:「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魏书·江式传》论到吕静《韵集》,指出这五声是「富商角徴羽各为一篇」的,看来是由音乐的五声转化过来的。到了宋末,始有四声之名。《文镜秘府论》天卷引隋人刘善经《四声指归》云:「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南史·阂颙传》说:「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封演《闻见记》说:「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陈寅倍先生《四声三问》论述了四声产生之因,认为这是从转读佛经之三声转化而来的:「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列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这确是不易之卓见。
二、竟陵王西邸学士与永明声律论的产生
「永明体」诗的主要特点是讲求声律,因此,说到「永明体」诗,不能不谈及永明声律论3说起永明声律论,又不能不谈及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萧子良,字云英,齐武帝萧赜的次子,太子萧长娥同母弟,《南齐书》。卷四十和《南史》卷四十四有传,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侧)。武帝即位,封为竟陵郡王,都督南竟、竞、徐、青、冀五州,任征北将军、南竞州刺史。永明二年起,先后担任护军将军、司徒、尚书令、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中书监、太傅等职。隆昌元年(494)夏四月卒,年35。萧子良门下文士甚众,永明五年开鸡笼山西邸,游者更多,其中著名者为「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萧衍、任随、范云、萧琛、陆倕。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蕃篇》说:「竟陵王萧子良,开私仓赈贫民,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抄录。居鸡笼山西郧,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段话。陈寅格先生《四声三问》说:「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颐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之故也。」他认为永明声律论是竟陵王门下文士们的集体创造,周颙、沈约是这一新学说的代表人物。永明声律论的基础是辨析四声,以上周、沈之书即是辨声的著作。然而周颐的《四声切韵》、沈约的《四声谱》今已不传,即令有人认为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中的《调四声谱》是沈约原书中的一部分,亦只有吉光片羽了。今天我们要了解永明声律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有一段话倒很值得研究:「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是沈约自己说的有关声律的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由乎玄黄律吕」二句,是说颜色声音各随物所适宜;「欲使宫羽相变」四句,是说应使高低轻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间隔运用,使语音具有错综变化、和谐悦耳之美。所谓「浮声」、「切响」,指字音的声调不同。大约浮声是指平声,切响是指上、去、入三声,即后人所谓的厌声。浮声切响,大概同于《文心雕龙·声律篇》的「声有飞沈」的说法。《声律篇》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为:「飞为平清,沈谓仄浊。一句纯用仄浊或一句纯用平清,则读诗亦不便,所谓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肠不还也。」这个说明是比较可信的。沈约要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就是规定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必须间隔运用,取得声调的变化流美,和谐动听,避免刘韶所说的「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陋不还」的毛病。「一简之内」四句,和《南史,陆厥传》的「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意思相同,都是强调五言的一句和一联中的字音必须有变化。沈约所说的「八病」,就是这四句的具体注脚。所谓「八病」,是指在创作中区别四声、具体运用时应当避免的八种弊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大纽)、正纽(小纽)。按照八病的严格规定,就能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了。关于沈约的「八病」说是有争议的,因《南史·陆厥传》只提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种名称,钟嵘《诗品序》只提到蜂腰、鹤膝两种,全部八种名称到了宋代李淑《诗苑类格》才见,因此招致后人的怀疑。但考沈约定八病之说,唐人颇多称述。如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说:「八病爱起,沈隐侯永作拘囚。」皎然《诗式》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唐代距齐梁近,这种说法应当是可信的。又《文镜秘府论》天卷引沈约《答甄公论》说:「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其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而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西卷述及病犯时,有「八体、十病、六犯、三疾」诸名,知八体即八病,可知沈约自己也提到八病。八病中i前四病是声调方面的忌病,后四病则是声母和韵母方面的忌病。「四声八病」,是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内容。永明声律论形成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钟嵘《诗品序》言及此事时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梁书·庾肩吾传》也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足见当时文坛上讲求声律的风气之盛。
三、永明诗人的创作及「永明体」诗的特征
永明诗人,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大量的诗歌创作。《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研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水明体』。」
「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朓、王融三人。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涩之弊。谢朓的五言诗,今存130多首,其中新体诗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诗都已具有五言律诗的雏型,只是有用仄声作韵的。句和篇的声律还不确定。尽管他的这些诗篇在声律上还表现得有些混乱,但也可看到已渐有了些眉目。如其《离夜》诗:
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难裁,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
这首诗的四联,其中除了「高」、「知」二字应仄而平外,就每一联看来,声律都几乎合格了,只是各联之间尚未能粘着。宋严羽《沧浪诗话》对谢朓评价很高,说:「谢眺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
沈约也作过不少好诗,如《赐范安成》诗: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诗写得浅显易懂,明白如画,最后一联化用了《韩非子》中所载战国时人张敏与高惠友善,张想念高,梦中往寻,中途迷路而返的典故,巧妙贴切而不露斧凿痕迹,体现了沈约提出的作诗要「三易」即「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字」、「易读诵」的主张。
读谢朓、沈约、王融等人的新变体诗,以律诗形式的标准来衡量,其中许多都已步到接近成熟的边缘,即可作为律诗形式完成过程中的雏型看待。没有这些雏型,是无由获得最后的定型的。
再看绝句,那些从东晋到南朝的民歌,都已是风格清新的五绝,只是在声律上纯任自然,不合标准罢了。文人也写过一些,但艺术境界不高。到了永明诗人手里,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首先在五绝上表现出卓越成就的还是谢朓和沈约。谢朓有《同王主簿有所思》:「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沈约的五绝如《和刘中书仙诗二首》之二:「殊庭不可及,风熛多异色。霞衣不待缝,云锦不须织。」二诗都以极精约的语言,构造出一片隽永的意象,在艺术风格上已达到唐人这一诗体的高境,只是上下两联都未粘着,故仍应看作古体诗。
除了以上三人之外,范云、丘迟等人也都写过不少好诗,诗风也近于谢、沈。到梁代才成名的何逊、吴均、柳恽和刘孝绰等人也都各自成家。何逊诗风也接近谢朓,吴均较有古气,很具特色。八友之一、后成了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也写过一些清丽可读的诗歌,但不赞成「四声八病」之说。
综上所述,「永明体」诗的特征如下:
第一,讲求声律,用韵已相当考究,其主要表现为押平声韵者居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
第二,诗的篇幅已大大缩短,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也有一些是五言十句的。
第三,讲求写作技巧,讲求骈偶、对仗,律句已大量出现,有些典故很自然地融入诗中。
第四,革除了刘宋时元嘉体诗痴重板滞的风气,追求流转圆美和通俗易懂的诗风。
第五,讲求诗首尾的完整性,讲求构思的巧妙,追求诗的意境,写景抒情有机地融为一体。
四、「永明体」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永明体」以前,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亦称「古诗」、「古风」,每篇句数不拘,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唐代以后,形成了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亦称「今体诗」。这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句数、字数和平厌、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近体诗」的雏形,就是「新体诗」也即「永明体」诗。「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五言古诗已暂时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因此,即使后人对「永明体」诗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永明体」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应该予以肯定,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的。
【出处】:
古诗文鉴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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