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府民歌的产生和写定】

　　　　　　　　　　　　　　　　　　　　　　　曹道衡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者们对一些乐府民歌中的名篇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诗》等的产生时代都有不同的看法。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就有产生于汉末和产生于东晋南朝的争论；《木兰诗》也存在着出现于北魏还是隋唐的分歧。从目前情况看来，多数学者似乎对前者倾向于汉末说，而对后者则又以主北魏说者为多。我个人认为关于这两首诗的争论，其实都存在着一个产生时间和最后写定时间的不同；不能断言东晋南朝说和隋唐说就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一首民歌从开始出现到被人们记录下来，往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口头流传过程。即使被记录下来后，到被乐府官员正式配上乐器演奏时，又会经过文字上的加工。而且既经写定的文本，在缮抄和流传的过程中，有时往往也不免有所改动。我们姑以《相和歌辞·白头吟》为例，现在所见的「本辞」和「晋乐所奏」曲辞相较，文字出入很大。「本辞」全文共16句，而「晋乐所奏」则添加了10句。这首诗的产生年代颇难确考，据《西京杂记》说是西汉时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事，但此书本身出于何时，就争论很多，历来学者似很少有人相信这说法。不过《白头吟》是汉代的作品则并无疑问。即使说它出现于东汉中叶以后吧，到晋代编成乐曲时也经历了几十甚至上百年时间。再就「本辞」论，是否就是产生时的原貌，也很难说。何况「晋乐所奏」的歌辞，不光民歌如此，就是文人作品，在入乐时也会被乐官们作很大的改动。如曹植《七哀诗》的「本辞」与「晋乐所奏」歌辞就大不相同。可见乐府诗大抵都曾受到配曲时的修改。其实有些古代诗歌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也会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修改。例如唐代王之涣的《凉州词》首句，历来就有「黄沙直上」和「黄河远上」两种版本。以事实而论，此诗既然提到「玉门关」，又称「凉州词」，当然是写今甘肃武威以西地区的景色。这里有很多地方是大沙漠，又非黄河流经之地，那么其原文应该是「黄沙直上」；但现在通行的各本，大抵都作「黄河远上」。因为从艺术上来说，确以后一种版本为好。这说明异文的出现，有时是出于有意的修改。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和《木兰诗》的现存文字，也有着个别的异文。这情况在前一首中，还不大令人注意；在后一首中，则一般版本作「愿驰千里足」而《酉阳杂俎》作「愿借明驼千里足」的区别，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两本都文从字顺，显非缮写之误。

　　当然，前面所举《白头吟》和曹植《七哀诗》在《乐府诗集》中是属于《相和歌辞》这一类，其「本辞」和「晋乐所奏」的曲辞都被并列一起，其修改的痕迹昭然若揭。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和《木兰诗》，则前者属于「杂曲歌辞」；后者属于《梁鼓角横吹曲》。郭茂倩对这些诗并未载录「本辞」和演奏曲词的异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文本，除个别异文外，基本上就是这个面目。这是否意味着这些诗并未经过人们修改呢？笔者认为恐怕未必。因为一首民间流行的叙事诗，它必然受到故事梗概的制约，而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总是经历了很多人长期的修改、补充，变得越来越丰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添加进某些别的故事的情节以及吸取某些文人作品或其他民歌中的辞藻和手法，也是很常见的。例如大家熟知的孟姜女故事，起初时只是《孟子·告子》下所提到的「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的事，后来汉魏六朝一些作品中常见这个典故，大抵据《列女传》，仍认为是春秋时战死于对莒国战役中的齐国官员的妻子。后来却和秦始皇筑长城的事联系了起来。所以《乐府诗集》卷七十三所载两首《杞梁妻》的情节就不一样，刘宋吴迈远那首中的杞梁妻还是春秋时齐国官员之妻；唐僧贯休那首就成了秦代筑长城的事。又如汉代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故事本是史实，经过历代增益，在唐代的一篇变文中，匈奴竟改成了「突厥」，其实在汉代，还没有「突厥」之名。这种情况并不能据此认为「杞梁妻」是秦代人或这个故事起于唐以后；更不能说昭君这历史人物不存在。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贯休之诗和那篇变文反映了唐代人的看法。至于民歌吸取文人作品中辞藻的情况，究竟这些作品是出于民间一些知识分子所为，还是乐府官员们加工的结果。总之这情况是存在的，如《清商曲辞》中《西曲歌·拔蒲》第一首的「青蒲衔紫茸」，显然化用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中的「新蒲含紫茸」；《子夜四时歌》中《冬歌》其十一的「愿欢攘皓腕」又借用了曹植《洛神赋》中的「攘皓腕于神浒兮」句。这种借鉴也并不改变民歌本身的性质。

　　具体到我们今天见到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和《木兰诗》来说，是否就是当时的原貌，则尚可研究。后者首见于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在诗的前面附有一篇短序说：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

　　历来认为此诗作于汉末，主要就根据这篇序。从《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所载这篇序的文字来看，虽有个别出入，基本上相同。从「汉末」、「时伤之」等语的口气看来，序的出现应在曹丕取代汉朝以后。但序中所说诗歌出现时代，似尚无疑问。再说梁简文帝萧纲在《中妇织流黄》一诗中有「浮云西北起，孔雀东南飞」之句。其上句出于曹丕《杂诗》中的「西北有浮云」，下句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首句。这说明这首民歌在萧纲时久已流行。但过去有些学者怀疑此诗作于东晋南朝，其所提理由，虽多已被别的学者所驳诘，并证明为汉代已有的名物或称呼(如「青庐」、「青雀白鹄幡」、「下官」等)。然而他们所以会对序中所说创作年代产生怀疑，也许是对诗中某些情节和辞句感到更像后人所加。其实他们所据以存疑的理由，有些也不一定全都不能成立。例如诗中的「交广市鲑珍」句，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本《乐府诗集》、明寒山赵氏覆宋本《玉台新咏》都无异文，而有的学者却根据元人左克明的《古乐府》作「交用」，而判断「广」字为误，就未必令人心服。因为《古乐府》大体上就依据《乐府诗集》，且多错误，其刊本最早也出现于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7)，比宋刊《乐府诗集》及赵刊《玉台新咏》所据底本至少迟了百年左右。后来梅鼎祚诸人的书中虽注明一作「用」，似亦未据改。其实正如一位持作于汉末说的学者所讲：「按黄武五年上距建安，不过六年，为时甚近，与序云『时人为诗』之言，无甚不合，盖其事发生于汉末，而诗或作于汉末稍后如傅玄『庞氏有烈妇』，即其例也。」这是通达之论，较之根据后起版本改字或违反一般五言诗的音节规律来避免「交广」二字作为地名出现，更合情实而具有说服力。同样地，对诗中「合葬华山傍」之句，与其把「华山」二字说成一座「今不可考」的庐江小山，却不妨从吴兆宜《玉台新咏注》那样用南朝民歌《华山畿》中的「华山」来解释为妥。因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从汉魏间流传到梁朝中大通中叶以后被徐陵收入《玉台新咏》其间至少有三百年左右时间，在口头流传或文人记录的过程中，有人感到焦、刘故事与《华山畿》故事相近而增入这一地名，也并不足怪。这种情况不仅民歌中有之，就是古代某些典籍在个别情况下也会出现。如《盐铁论·散不足篇》中有「宣帝建学官」一语，当时说话的「贤良」自然不可能说出三十多年后才死去的汉宣帝谥号。这种情况也许像王利器先生说的是「皇帝」二字误，也可能是后人在缮写时窜入，总之不能因此否定《盐铁论》是桓宽所作。何况民歌的情况与《盐铁论》这样的子书还有更大的不同。其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有些情节也和其他民间故事颇相类似。如关于焦、刘合葬一段写到：「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这种描述和《搜神记》中的《韩凭妻》故事很相像。韩凭夫妇故事亦系民间传说，虽是东晋干宝所记，但起源于何时不可考；究竟是这个故事影响了焦、刘故事还是相反，假若是前者，也难说是原作者就吸取了韩凭故事情节，抑为在流传中被后人据《搜神记》增入。但事实终归于说明焦、刘的故事并非孤立的，它和其它民间故事确有相互影响处。

　　如果从辞藻和手法上来讲，《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一些诗句和汉魏六朝的一些民歌或文人诗，也常有相似处。如诗中写刘兰芝被赶回娘家前去见婆母前一段描述：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

　　这几句和《相和歌辞·陌上桑》中的「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辛延年《羽林郎》中的「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曹植《美女篇》中的「头上金爵钗，腰珮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傅玄《有女篇·艳歌行》中「头安金步摇，耳系明月珰」等句都很相近。末段「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二句，又类似宋子侯《董娇娆》中的「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和曹植《艳歌》的「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又如「红罗复斗帐」句亦见于《清商曲辞》中的《长乐佳》；「四角龙子幡」句亦见于《清商曲辞》中的《襄阳乐》第二首。其中《陌上桑》大抵可判定为汉末以前之作；辛延年、宋子侯的年代就不好确考，未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原作者能否见到这两首诗。《清商曲辞》也许是吸取《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原句。至于曹植和傅玄的生卒年正好和此诗序文所言年代相当，因此曹、傅未必就能见到此诗，而庐江的民间也未必已熟知曹、傅的创作。这些情况很难完全排除有后人在流传过程中增入别的民歌或文人创作中辞句使之益臻丰富的可能。出现这一情况并不改变原诗出现于汉末前后的事实，因此也不一定强调此诗产生以后其面貌就是一成不变的。

　　关于《木兰诗》，这里不想详论。此诗中很值得注意的其实是同时出现了「可汗」和「天子」字样。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天子」和「可汗」究竟是指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和这问题相关的还有木兰从家出发是像我们一般所说的从黄河以南渡河北上到「黑山头」，还是像清代个别学者设想的那样是从现今的宁夏或内蒙西部渡过黄河向燕山一带进发。这样才能确切地考定故事产生的大致时间和地点以及最早作者究竟属于哪一民族。然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容易得到确定无疑的结论。以前一个问题来说，《魏书》中的记载前后并不一致。据《蠕蠕传》说：「『可汗』犹魏言皇帝也。」《吐谷浑传》则载鲜卑慕容氏首领若洛廆(即慕容廆)的部下七那楼曾称若洛廆的庶兄吐谷浑为「可汗」。当时若洛廆并未称帝，仅是一个部落中的首领，吐谷浑则地位更低，却也被称作「可汗」。因此照《蠕蠕传》的说法，「可汗」与「天子」当为一人；照《吐谷浑传》所记的情况，则「可汗」又像是臣服于皇帝的某一少数民族的某级首领。第二个问题在本诗和有关史料中更难以确考。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根据《旧唐书·乐志》来推测此诗「多『可汗』之辞，可能是「燕、魏之际」的鲜卑歌。后来流传到南朝，经南朝后期或隋唐人迻译润饰才成为今天的文字。所以诗中提到「对镜帖花黄」，就是梁陈到唐代的妇女间流行的化妆方式；「万里赴戎机」以下六句，也近于唐代诗风，最早也只能出现于梁陈。至于有些学者从诗中「点兵」、自备鞍马等等情节推论此诗与北周及唐代「府兵制」有关，也是很有见地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恐怕也是在长期口头流传和最后被人用文字记录下来(包括翻译)过程中作了修改和补充的结果。

　　对于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包括各类民歌和民间故事，大抵都有一个产生时间和写定时间之别。我们既不必因为作品中有些被添加的成分而判为晚出之作；也没有必要对某些很可能出于后人增添和修改的痕迹去另作别解，把现存的文字说成一定是最初出现时的原貌。

【出处】：
古诗文鉴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