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以丑为美」说】

　　　　　　　　　　　　　　　　　　　　　　　 蔡毅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此语一出，即被视为韩诗之的评，常被引用。但管见所及，附笔提到这一问题的论著虽多，但专论尚付阙如，故不揣谫陋，试为一说。

　　关于韩愈诗的风格特征，历来论述伙矣。有代表性的如唐末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

　　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

　　此后诸家评论，亦不外奇、险、狠、重、硬、崛、狂、怪之类字眼，而使用最频者，乃上引二论共用之一「怪」字。「怪」者，出人意表、不主故常之谓也。若从审美角度观照，就是「以丑为美」。

　　韩诗中丑陋的形象俯拾即是。辨而析之，可分为「丑物」、「丑行」、「丑语」三类。

　　丑物。韩诗多写丑怪之物，魑魅魍魉、怪禽猛兽、阴曹地府等狰狞恐怖的场景层出不穷。他贬阳山时作诗描写岭南蛮瘴景象，其人则「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猨猴，生狞多忿恨，辞舌纷嘲啁」，其物则「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鸺鹠。有蛇类两首，有虫群飞游」(《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其地则「青鲸高磨波山浮，怪魅炫耀堆蛟虬。山

　　丑行。韩愈诗中还好展示血淋淋的暴行场面。《元和圣德诗》中描写刘辟一家被行刑：

　　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骇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写。挥刀纷纭，争刌脍脯。

　　津津乐道，不厌其详，显示出他对喋血施暴的偏嗜。他如《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答柳柳州食虾蟇》等诗，虽难遽言属于丑行，但他详述这类当时以为不文明之事，距写丑行「虽不中亦不远矣」。

　　丑语。韩愈自述诗云「险语破鬼胆，高词嫓皇坟」(《醉赠张秘书》)，称孟郊诗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他所喜好的「险语」、「硬语」中，有不少可视之为「丑语」。抒写对朋友的思念，他却说「如以膏濯衣，每渍垢逾染」(《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竟然把友情比作衣上污垢；戏谑别人鼾睡情状，他夸张说「木枕十字裂，镜面生痱癗」(《嘲鼾睡》)，令人读之也不禁要起鸡皮疙瘩；《谴疟鬼》「求食欧泄间，不知臭秽非」句，直接描写呕吐浊臭，称得上是诗国语言的「污染」了。

　　韩愈好写丑陋事物，由诸种因素使然。

　　中唐时期文人的审美风尚，较之盛唐已有很大变化。盛唐的重事功，重理想，变而为中唐的重享乐，重实际。文人们在酣饮醉吟之际，更注重官能感受的刺激，追求生命意绪的宣泄。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更为个性化和多样化。而「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国史补》)的时代风气，使得韩愈在这张扬个性、竞逐新奇的文坛角逐中独树一帜，成为「尚怪」的主将。由「尚怪」而摒却审美的一般标准，自然就趋向于「尚丑」──以丑为美。

　　唐代大盛的寺庙壁画，也给韩诗喜好荒幻丑怪之风以深刻影响。唐代佛教兴盛，佛寺壁画也随之发达，画壁之多，为历代之冠。韩愈是佛寺壁画的爱好者，其诗中写观赏壁画的作品，在唐代诗家中罕有其匹。这些壁画中鬼神鸟兽的奇踪异状，阴司地狱的图变形相，以及密宗的曼萘罗画，都与韩诗种种光怪陆离的场景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对此陈允吉《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复旦学报》1983年第一期)已有详论，兹不赘述，仅补充一点：不仅佛寺壁画，道教的飞升轻举的神仙幽冥世界，也给韩愈的想象力以刺激。《华山女》一诗，写黄衣道士设讲苦无听众，不得不请「白咽红颊长眉青」的女道士来作招惹。诗虽以讽刺笔调出之，但作者对道教纷杂繁艳教仪场景的熟稔，可从中得到证明。

　　韩愈的个性，也使他的审美观念迥异于常人。他为人极争强好胜，尤喜标新立异。在政治上他梦寐以求出人头地，在思想上他大言不惭，以儒家道统唯一传人自居，在文学创作上则好为人师，力图开宗立派。由此而来在审美上，他就必须打破传统，去另觅可供他纵横驰骤的艺术天地。「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荐士》)。这是说孟郊，也是他的夫子自道。而这「象外」世界，就是历来认为「丑」的领域。此外，韩愈的个性，还有偏狭躁急、乖戾险狠的一面。他的伦理道德观念，很有点专制主义的味道，使得他对暴力和强权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寄卢仝》一诗，写卢仝告状，「隔墙恶少」「每骑屋山下窥阚」。韩愈见状，先自恃大权在握：「我身为赤县令，操权不用欲何俟？」继而顿起杀心：「立召贼曹呼五百，尽取鼠辈尸诸市。」恶少窥阐，罪不及死，韩愈在这里虽「语杂诙谐」(程学恂评语)，但他崇尚权力和暴殄的本性，却自然显露出来。明乎此，便可知他为什么常常要在诗中用那么多镵刻险狠的字眼，写那么多惨烈怖厉的场面──这是他本性的一种宣泄，也是他所向往的悖伦绝俗的「美」的境界。

　　平心而论，韩愈诗的「以丑为美」，可说成败参半。以西方美学理论考察之，可分为下述三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化丑为美，这是韩诗的成功之处。克罗齐说：「丑先要被征服，才能收容于艺术。」(《美学原理》)韩愈正是以一种艺术的强力，将原本丑的事物收纳于诗篇，使其获得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生命。其手法之一，是将美丑对照，把丑作为一种背景，来衬托美的丽质。七古名作《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写自己与张署迁谪之中待赦的感慨，通篇素笔单行，古直峭劲，颇具韩诗独特风神。诗中「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数句，虽也呈怖怪之状，但它们在诗中主要是起一种陪衬作用──突出作者在「天路幽险」的蛮荒之地对清明政治、美好未来的向往。

　　然而韩诗中以丑衬美，明确表示对丑的否定的作品并不多，其化丑为美的成功之作，更多的是对丑的本质的发掘，从而激发深刻的美感。法国艺术家罗丹说：「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因为内在真实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畸形与残缺上，比在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既然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所以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艺术中越是美。」(《罗丹艺术论》)韩愈的「性格的力量」，就是他对强力、豪壮、勇猛的事物的憧憬，西方美学谓之崇高的美，中国古典美学则谓之阳刚的美。他那篇被称为「大奇观」的《陆浑山火》，把一场山火写得如此声色并作、辉煌壮烈，可怕可憎的山火，便被赋予了一种雄杰凌厉的美。人们如同欣赏郑板桥「丑而雄」的丑石，在怖惧战栗的痛感之中，也品味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再举一细微之例：《送文畅师北游》中「照壁喜见蝎」一句，常被人诟病为韩诗好丑而「入魔」，其实祝充注引《酉阳杂俎》「江南旧无蝎」，已透出内中消息：韩愈自南方北归，对故地一草一木、一虫一鱼都倍感亲切，于是，可怕的毒虫蝎子，就成为故土亲情的象征，归乡喜悦的寄托，而转化为美的形象。写蝎，固然有韩愈独特的审美趣味在，但此处若知其所由，似不可断言为韩诗写丑的败笔。

　　韩诗化丑为美，还表现在美的艺术形式对丑的克服。德国学者鲍姆嘉通说：「丑的事物，单就它本身来说，可以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想。」(《美学》)美的表现形式，可以克服内容的丑陋怪异、阴暗哀伤，从而化腐朽为神奇。如《题张十八所居》：「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污泥沟本无美感，但由于居于此地的主人公──张籍的清高人品，却使沟中浮萍青翠，这就大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意味，使人如观罗丹《欧米哀尔》的老妓女雕塑，而叹道：「丑得如此精美！」此外还须注意的是韩愈在化丑为美的艺术实践中对诗歌体裁的选择。本文开头所引刘熙载语「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其后又云：「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这是因为古体诗篇幅长短不限，可对「丑」做充分的铺排叙写，与韩诗恣肆纵横、奇崛险怪的风格相称，而近体诗要求语近情遥，凝炼含蓄，故对丑「不受矣」。试看韩愈近体诸作，言丑几乎全无，可见其确知「言各有当」。

　　第二种状况是嗜丑为美，这是韩诗的失败之处。韩愈将丑类引入诗境，有时近乎嗜痂成癖。前述「丑物」、「丑行」、「丑语」中不少例证，都没有表现对丑的征服，而是对丑的欣赏和陈列。再如《叉鱼》诗，故意反杜诗恤民之意，已不高明，在写叉鱼取乐中又硬要插进「血浪凝犹沸，腥风飘更远」的阴森字句，使人读之如骨鲠入喉，芒刺在背，必欲去之而后快。对这类诗作，力赞韩诗的《唐宋诗醇》亦觉有污眼目，说：「若夫集外遗诗，如《嘲鼾睡》、《辞唱歌》，浅俚丑恶，假托无疑，直应削去，而不容列诸集中者也。」按《辞唱歌》当疑为伪作，而《嘲鼾睡》一般论者并无异辞，大可不必「为尊者讳」。他如《永贞行》诗，从景到情，俱显猥劣，似可归入此类。

　　但韩诗还有很多作品并不能截然判定其美丑与否，这就是第三种状况：美丑杂陈(前论所谓成功之处，也只限于其对丑的处理，并非概指诗歌整体)。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前半写红叶如火，「金乌下啄赪虬卵」等句，已险怪过甚，中间又杂以「猿呼鼯啸鹧鸪啼，侧耳酸肠难濯浣」的「酸涩」之句，颇为刺目棘舌。但后半却优逸清圆，流走如凡。故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曰：「炎官张伞，金乌啄卵，宋人学奇者多矣，不能得到后半情味，则徒余恶面目也。」「恶面目」者，丑之谓也。他如《南山》等长篇巨制，偶或杂有「丑」之描写，略显扞格，但通篇自具气派，故皆不可做一概论。

　　舒芜《论韩愈诗》(《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五期)一文谈韩诗特点，乃在追求诗境的「不美之美」，诗格的「非诗之诗」，诚为谠论。由此观点生发，如果我们把「丑」的界定加以扩大，不限于一般美感概念，而是还包括诗歌内容、形式诸方面不合常规(美)的「变态」(丑)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韩愈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题材看，韩愈并非「以丑为美」的始作俑者。远在先秦，由「信巫鬼，重淫祠」(《汉书·地理志》)的南国楚风培育的奇葩《楚辞》，便有众多对幽怪世界、险恶山川的颂美。汉代大赋承之，其间也不乏千奇百怪，可被后人目为「丑」的描写(赋非诗，但仍属韵文学)。然而随着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义逐渐束缚了人们对神仙鬼怪世界的想象力，加之诗由四言而五言、七言，由古体而近体，越来越讲究声律情韵之美，那些充满原始生命力蠢动的鬼怪妖魅题材，便被视为「不美」、「非诗」，而日益被逐于诗歌圣殿之外。唐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再度活跃开放的时代，中唐又有「尚怪」之风，于是韩愈继往开来，一方面把那些生于洪荒远古而放于荒野大漠的丑怪「诗料」重新招回诗歌王国，一方面更增添了自己的新货色──这主要是先秦神鬼世界尚无的佛家「变异」和人间「污秽」──从而创造出一种惊世骇俗的「美」来。

　　从形式看，韩愈的「以文为诗」，也可说是一种「以丑为美」──打破传统诗语的定例，把不具诗美的散文语言搬入诗中，使诗歌形式「大变」(叶燮《原诗》)。人们虽然褒贬不一，但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崭新的诗风。

　　从韩诗的影响看，他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已开一代风气。同时代孟郊的苦寒，贾岛的酸涩，卢仝的粗硬，稍后李贺的奇诡，都越出了当时通行的「美」的框格。从他们的诗中，可以找出许多与韩诗同样「丑」的字句形象来。韩诗至于宋代，更大放异彩。唐人沾溉宋诗最深远者，一为杜甫，一为韩愈，这已是不刊之论。但是，宋人学韩，已重在学其字质句格，而韩诗的奇思怪想、丑物异类，在宋诗中已渐失踪影。这种现象，当与宋代思想趋于保守、国势陵替不振、文人「头巾气」更重等因素有关。

　　要之，文学艺术的发展，总是要求不断超越过去，不断创造求新，总是要求把尽可能宽广的题材、尽可能多样的形式用之于创作。从这个意义上看，韩愈诗的「以丑为美」，尽管成败互见，美丑并陈，但他在诗歌艺术实践上求新求变的开拓之功，仍值得给予一定评价。我们今天依然瞩目韩诗的理由，正在这里。

【出处】：
古诗文鉴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