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与佛教】

　　　　　　　　　　　　　　　　　　　　　王秀林·刘尊明

　　从幼年时代起，他就生活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润，佛教对其人生思想和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一、名号中的佛教意味

　　南唐后主李煜的信佛佞佛，首先从他的名号中即可得到鲜明的体认。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有钟隐、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隐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等号。这些名号既见于史书的记载之中，也留存于后主的丹青题笔之上。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云：「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后主尝自号『钟山隐士』，故晦其名谓之『钟隐』，非姓钟人也。」《宣和画谱》云：「江南伪主李煜，政事之暇，寓意于丹青，颇到妙处。自称『钟峰隐居』，又略其言日『钟隐』。」(清彭元瑞《五代史注》卷62引)又米芾《画史》亦云：「锦(钟)峰白莲居士，又称钟峰隐居，又称钟峰隐者，皆李重光自题号，意是钟山隐居耳。」又云：「后主有看经发愿文，自号莲峰居士。」(《五代史注》卷62引)

　　名号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味却是不容忽视的。从以上名号中，我们不难窥见李后主的厌世心理及其中所折射的佛教思想。以「隐士」、「隐者」为号，说明他向往隐士的生活，透露出他对现实的厌倦情绪。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它最先乃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思想交相混融的产物。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古代隐逸思想和行为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来看，李后主以「隐士」、「隐者」为号，则可能既具有儒、道传统的影响，也不无佛教思想的作用。至于「居士」之号，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指处士，古代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的称呼；一为佛教名词。梵文Grhapati，音译为「迦罗越」，意译为「家主」。原指古代印度吠舍种姓工商业中的富人，因信奉佛教者颇多，故佛教用以称呼在家佛教徒之受过「三归」、「五戒」者。据《维摩诘经》记载，维摩诘居家学道，即号称「维摩居士」。李后主以「居士」为号，主要取佛教之义，这从他号「白莲居士」、「莲峰居士」即可看出。白莲、莲峰，指代佛教中的莲社、莲宗。佛教关于念佛的最初的结社，称「白莲社」，是东晋时慧远和尚为专修净土法门而在庐山东林寺所创立的，因东林寺中有白莲池而得名，后世形成净土宗，又称莲宗。可见，李后主号「白莲居士」、「莲峰居士」，乃是自觉以佛教信徒而自居的，这从他在所作「看经发愿文」中题号「莲峰居士」也能看得出来。

　　二、信佛的家族

　　李煜出生于一个酷好浮屠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这对李煜的佛教信仰也就产生了深远而强烈的影响。

　　烈祖李昪之父名荣，据宋陆游《南唐书》卷1《烈祖本纪》记载：「荣性谨厚，喜从浮屠游，多晦迹精舍，时号李道者。」李昪有二姊，亦曾投寺为尼。据宋郑文宝《江表志》卷上记载：「帝少孤，有姊出家为尼。」又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9亦云：「家贫，二姊为尼。」李昪六七岁时相继丧父丧母，因孤贫无依亦曾托身佛寺。据明陈霆《唐馀纪传》记载：「未几，母刘氏卒，先主托迹于濠梁之开元寺。」又据康熙《凤阳府志》卷23《古迹》记载：「潜龙殿在开元寺内，南唐先主李昪微时常寓寺中，故名。」李昪父、姊皆信佛，他自己也从小托身佛寺，自然会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登上帝座后，李昪更是信佛有加。据陆游《南唐书》卷18《浮屠传》记载：「南唐褊国短世，无大淫虐，徒以浸衰而亡。要其最可为后世鉴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辅吴，吴都广陵而烈祖居建业，大筑其居，穷其土木之功。既成，用浮屠说，作无遮大斋七会，为工匠役夫死者荐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来，以贝叶旁行及所谓舍利者为贽。烈祖召豫章龙兴寺僧智玄译其旁行之书，又命文房书华严论四十部，奁帙副焉。并图写制论李长者像，班之境内。此事佛之权舆也。」又据宋马令《南唐书》卷26《浮屠传》记载：「南唐有国，兰若精舍，渐盛于烈祖、元宗之世。」又云：「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田，谓之常住产。……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县，地过豪右。」另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休复，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纳戒，烈祖创清凉道场，延居之。」可见李昪于建国后，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侣、写经译经、推广佛教诸方面都付出了较大的精力和物力。

　　中主李璟也继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据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65记载：「徐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说。江南中主常语铉以『佛经有深义，卿颇阅之否？』铉曰：『臣性所不及，不能留意。』中主以《楞严经》一帙授之，令看读，可见其精理。经旬余，铉表纳所借经求见，言曰：『臣读之数过，见其谈空之说，似一器中倾出，复人一器中，此绝难晓，臣都不能省其义。』因再拜，中主晒之。后尝与近臣通佛理者说以为笑。」可见中主既自通佛教精理，又曾劝勉臣子读经习义。中主与禅僧的交往也较为密切。据《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文益，余杭鲁氏子也。……元宗重其人，延住报恩院，赐号净慧禅师。保大末，政乱国危，上下不以为意，文益因观牡丹，献偈以讽曰：『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知始空！』元宗颇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亲加礼问。」又载：「僧无殷，福州人，……元宗召而问曰：『师从何处来？』无殷曰：『禾山来。』曰：『山在甚处？』无殷曰：『人来朝凤阙，山岳不曾移。』元宗重之，诏居东都样光院。」又载：「僧应之，本王姓，其先闽人也，能文章，习柳氏笔法，以善书冠江左。后因元宗称赞：『是深得公权之法者也。』应之书名，由是益振。」此外，受到中主延纳和礼待的僧侣还有休复、木平等。从中主与佛徒的交往事迹中，可以看出，讲究机锋顿悟的佛理样思对其影响尤为显著。

　　三、沉溺于礼佛的皇帝

　　李煜的信佛佞佛，既贯穿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也就有着种种突出的表现。

　　为了提倡佛教，后主于在位期间大力崇修佛寺，广度僧侣。据宋无名氏《江南余载》卷下记载：「后主笃信佛法，于宫中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日供千僧，所费皆二宫玩用。」又据《十国春秋》卷17《南唐后主本纪》记载：「是岁(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普度诸郡僧。」「开宝三年(970)，春，命境内崇修佛寺，改宝公院为开善道场。」可见后主即使是在南唐风雨飘摇、国库空虚之际，仍不遗余力地从事扶持佛教的事业。

　　后主与禅僧的交往也更为频繁而密切。据《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缘德，临安人，俗姓黄氏。……后主闻其名，召人禁中，问佛法大意，敕建寺于庐山。」「僧行言，泉州人。后主建报慈院，令行言大阐宗风。」「僧智筠，河中王氏子也。精通样理。初住栖贤，后主创净德院于金陵，延居之，署号曰达观禅师。」「僧清票，泉州人。常参云门印悟。后主迎居光睦，未几，召人澄心堂，集诸方语要，凡十年，出住瑞州之洞山。」「僧元寂，姓高氏，故唐节度使骈族子也。弃家祝发，博极群书，善讲说，而脱略跌宕，无日不醉，尝自号为『酒秃』云。后主召讲《华严》梵行一品，资金帛甚厚。」此外，受到后主延纳礼遇并与之交往的禅僧还有僧智明、僧文遂、僧匡逸、僧守讷、行因禅师等。在与这些样僧的交往中，后主对佛理禅思的体悟自然也会大有长进。

　　李后主所交游礼待的佛徒中，以南样五宗之一的法眼宗禅师为最多，受其影响也最大。自唐初六祖慧能后，样宗分化为两派，分别以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为代表。尔后，南岳一系又分为临济、沩仰两派，青原一系又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合称五宗。其中，法眼宗成立最晚，其创始人即前文所述与南唐中主交往密切的清凉文益(885─958)。文益圆寂后，「奉全身于江宁县丹阳起塔，溢大法眼禅师，塔曰无相」(《五灯会元》卷10)，故该宗以「法眼」命名。据《五灯会元》卷10记载，法眼宗极受南唐君主信奉，「南唐国主为郑王时(指后主)，受心法于法眼之室」。文益样师圆寂后，后主与法眼宗弟子也过往密切，且优待有加。如行言玄觉导师、智筠达观禅师、匡逸禅师(参见上文所述)、法安慧济禅师、道钦禅师、文遂导师等，皆为清凉文益的法嗣，后主不仅把他们奉为上宾，而且常从之聆教听法。

　　暨法眼(指文益)入灭，复尝问师曰：「先师有甚么不了底公案？」师曰：「见分析次。」异日，又问曰：「承闻长老于先师有异闻底事。」师作起身势。国主曰：「且坐。」师谓众日：「先师法席五百众，今只有十数人在诸方为导首。你道莫有错指人路底么？若错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镬汤，镬汤自消灭。且作么生商量言语即熟，乃问著便生疏去，何也？只为隔阔多时。上座但会我甚么处去不得，有去不得者为眼等诸根，色等诸法。诸法且置，上座开眼见甚么？所以道，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五灯会元》卷10)

　　从这段记载中可见，后主曾向法眼宗禅师殷勤问教，颇得法眼宗教义之精华。「一切现成」为法眼宗的主要义理。文益作《宗门十规论》，对当时样宗十弊加以指摘，主张以「一切现成」为原则，提出「理事不二，贵在圆融」，「不著他求，尽由心造」的思想，认为「虽理在顿明而事须渐证，门庭建化固有多方，接物利生其归一揆」。这种思想受华严宗影响较大，对禅宗的「顿」、「渐」二说加以了融和。此外，「不说破」的原则，「调机顺物」、「随根悟人」的巧便，也皆为法眼宗的特色。这些思想和特色，在上文所记后主与法眼宗禅师的问答机锋之中已有透露，后主一定受益非浅。

　　在日常生活中，后主礼佛拜佛也极为虔诚。据马令《南唐书》卷26《浮屠传》记载：「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即首拜佛以至于形成「瘤赘」，可见其工夫之深、信奉之笃也。后主工书善画，画佛像、写佛经也是他喜爱的日常课业。据宋陈继儒《太平清话》记载，江南大寺里多有后主所画罗汉佛像(参见唐圭璋《词学论丛·李后主评传》)；《宣和画谱》所记「御府所藏江南李煜画」中，亦有「自在观音像」一幅。又据《十国春秋》卷18《南唐列传》记载：「乔氏，亦后主宫人。善书，居宫中，常出家奉佛，后主手书金字《心经》赐之。国亡，人宋禁中。闻后主薨，乃出经舍相国寺，以资冥福。」又据宋陈鹄《耆旧续闻》记载：「予家藏李后主《七佛戒经》，又杂书二本，皆作梵叶。」(清王士祯、郑方坤《五代诗话》引)可见李后主所画佛像、所书佛经，在宋代仍得到保存和流传。

　　后主如此信佛佞佛，影响所及，以至南唐诸臣亦多信佛，如曾任潭州节度使的边镐，人称「边罗汉」、「边菩萨」、「边和尚」(参见马令《南唐书》卷11《边镐传》)；又如中书舍人张洎，更以谈佛为迎逢，每次觐见，必论佛经，因而得宠(参见彭元瑞《五代史注》卷62引《续资治通鉴长编》)。

　　后主佞佛几至狂惑，不仅耗费财力，而且荒逸国政。因此大臣中有识见者遂起而进谏，奈何后主已无心听纳忠言。据《十国春秋》卷25《汪焕传》记载：

　　汪焕，歙州人。开国时第进士。初，元宗、后主皆佞佛，而后主尤酷信之，庄严施舍，斋设持诵，月无虚日。宫中造寺十余，都城建塔创寺几满，广出金钱，募民为僧，所供养逾万人，悉取于县官，不计耗竭。上下狂惑，国事日非。时有二臣极谏，一徙一流。最后焕死谏，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后主得谏书，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书郎，而言卒不用。

　　在汪焕之前已有二臣「极谏」，皆遭流徙，汪焕继而「死谏」，后主虽嘉其忠勇，却依然置若罔闻，足见其浸淫之深。

　　后主终于因佞佛而付出了亡国的沉痛代价。南唐之亡，虽为大势所趋，但也与后主的佞佛不无关系。据宋咸《笑谈录》云：「李煜有国日，樊若水与江氏子共谋。江年少而黠，时李主重佛法，即削发投法眼禅师为弟子，随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凉寺，号曰小长老，凡国中虚实尽得之。先令若水走阙下，献下江南之策，江为内应。」又宋龙哀《江南野史》云：「北朝闻后主崇奉释氏，阴选少年有经业口辨往化之，号为小长老。」(以上据《十国春秋》卷33《小长老传》注引)这个深得后主宠幸的小长老，原来是一个(宋朝派来的)「奸细」或「间谍」。又据陆游《人蜀记》卷2云：「(采石)矶即南唐樊若冰献策，作浮梁渡王师处。初，若冰不得志于李氏，诈祝发为僧，庐于采石山，凿石为窍，及建石浮图，又月夜系绳于浮图，棹小、舟急渡，引绳至江北，以度江面。既习知不谬，即亡走京师上书。其后王师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看来樊若冰(水)诈为僧侣从事「间谍」、「卖国」活动，似乎也钻了后主佞佛的空子。这些记载虽多出自野史丛谈，但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宋师兵临城下之时，后主依然在礼佛听经。据《十国春秋》卷17《南唐后主本纪》记载：「长围既合，内外隔绝，城中惶怖无死所。后主方幸净居室，听沙门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楞严圆觉经》。」更有甚者，后主在城破国亡之际还在祈求佛祖的保佑。据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宣和间，蔡宝臣致君收南唐后主书数轴来京师，以献蔡絛约之。其一乃王师攻金陵，城垂破时，仓皇中作一疏，祷于释氏，愿兵退之后，许造佛像若干身，菩萨若干身，斋僧若干万员，建殿宇若干所，其数皆甚多，字画潦草，然皆道劲可爱，盖危窘急中所书也。」又据《十国春秋》卷33《小长老传》记载：「金陵被围，后主召小长老问祸福，对曰：『臣当以佛力御之。』乃登城大呼，周回数四。后主令僧俗军士念救苦菩萨，满城沸涌。未几，四面矢石交下，复召小长老麾之，称疾不起，始疑其诞，遂鸩杀之。」佛力终于难挽南唐灭亡的命运，然后主似乎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佛祖的崇信。据马令《南唐书》卷5记载：在城破被俘之后，李煜乘船被押往汴京，「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赞念久之，散施緡帛甚众」。自身已沦为俘虏，犹且礼拜佛祖，施舍众生。看来，李煜一生确然已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煜之所以如此信佛佞佛，究其原因，一则是出于家庭的影响，二则是由于国事的衰危，三则是因为个人性格和经历的缘故。深远的家庭宗教信仰对李煜的影响，已见于上文所述。至于国事的衰危给李煜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李煜即后主位之日，已是宋王朝建国之时。李煜在位15年，南唐皆对宋称臣。尽管如此，来自宋朝的威胁依然日甚一日。在这种危苦的政局和忧患的心理背景下，李煜期求借佛教以为麻痹和排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对此，李煜曾自剖心迹曰：「孤平生喜耽禅学，世味澹如也。先帝弃代时，冢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怀。自割江以来，屈身中朝，常恐获罪，每想脱屣，顾无计耳。」(《十国春秋》卷31《列传》)这段自述应该是发自肺腑，真实可信的。至于个性与经历，也不可忽视。李煜生性儒雅懦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机诈，其父辈们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害的景象令他对政治颇为厌恶，而生活中爱妻的早逝、幼子的天折、兄弟的分离等等，也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感情打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这也是促使他信奉佛教以求解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李煜既如此信奉佛教，那么对他的文学创作也深有影响。

【出处】：
古诗文鉴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