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山水　犹忧人间】

　　 　　　　　　　　　　　　　　　　──谈大历山水诗的特色

　　　　　　　　　　　　　　　　　　　　　　　倪其心

　　安、史之乱，结束了大唐帝国的鼎盛年代。唐朝国势一天天走下坡路了。代宗大历三年(768)，诗人杜甫出蜀飘泊到湖南，登岳阳楼，望洞庭湖，唱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为国家分裂动荡的形势深深忧虑。山水的壮丽景象，在诗人眼底笔下，却表现出国家动乱的形象。曾经反映「盛唐气象」、构成「盛唐之音」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山水诗，在盛唐诗人的晚暮之作中，出现了如此深刻的时代性、现实性的变化。到中唐，这一变化逐渐成为山水诗发展的主流。

　　史称「中唐前期」的诗人，是指创作活动主要在代宗朝的诗人，所以通常用代宗主要年号「大历」，概称之为大历诗人。他们当中的老辈诗人元结、刘长卿、张继、顾况、李嘉祐、皇甫冉、钱起等，实际上和杜甫年龄相仿或小十岁左右；小辈诗人戴叔伦、戎昱、韦应物、李益、卢纶等，则多生长于天宝年间，经安、史之乱，而入大历时期。当杜甫在大历五年(770)去世，大历诗人有的卓然名家，有的活跃诗坛，各以自己的诗歌创作继承盛唐的传统，反映自己的时代，唐诗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山水诗也出现显著的变化。大历诗人们在宦游或隐游的生涯中，当离别或聚会时，赋诗述志咏怀，唱和赠答，山水是一种便用而适用的题材或素材。所以大历诗人大多有山水诗作品，而山水诗在大历时期是作者普遍，应用广泛，颇有发展的。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大唐王朝获得喘息和恢复的时机。朝政虽然混乱，但是京、洛、中原地区得以控制，显得相对安定。而在东北、西北地区，则吐蕃、回纥崛起，边塞战争不歇；东南、西南地区，由于军阀割据，赋税苛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发展，军阀战乱、农民起义和蛮族反抗，不时发生。表现于诗歌创作，总的趋势是以抨击弊政战乱、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思潮为主流。边塞诗则多来自西北地区的战乱苦难，山水诗却突出表现东南以及西南地区的景物气象。恰恰是政治中心的京、洛地区，诗歌创作呈现出粉饰太平、脱离现实的庸俗不良倾向。大历诗人现存的山水诗，优秀作品多数出自长期生活于江南地区的诗人之手，有的是从江南生活经历中感受较深的一时产品。秀丽的江南山水，曾经成就了山水诗人谢灵运，也曾使「吴中四士」扬名京、洛，这时，又好象重新被发现似的。其实动乱的国家和苦难的现实，使富庶的江南负担沉重，使明媚的山水笼罩迷雾。当失志失意的诗人们生活在这里，或者从京、洛来到这里，深深为之感慨，忧伤，凄楚，悲叹。而如果说，山水有所发现，那就是江东以远的南荒，在湘、鄂、黔、桂的深山僻水之中，失志的诗人找到了几处平静的归隐胜地。

　　白居易说谢灵运「壮志郁不用」，「泄为山水诗」(《读谢灵运诗》)，指出了中唐以前山水诗的一个传统特点。从东晋、南朝到初、盛唐，从谢灵运到孟浩然、王维，尽管有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不同和发展，但山水之作莫不借山水以抒泄失志不遇，歌咏清高隐逸。诗人们是从仕途走向山水，抒情述志的锋芒指向朝廷执政，态度不合作甚至对立。到大历时期，这类山水诗依然存在，但逐渐出现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诗人们因为失志失意而徘徊山水，但不能忘情国家和人民，往往借山水以表现动乱和苦难，抒发忧伤和失望，期待从山水再返仕途；他们的根本立场站在封建国家一边，但眼睛向下看，态度是为民请命。大历山水诗一般都比较含蓄温和，感慨深沉，技巧熟炼，而个性不甚突出，在艺术上创新无多，成就并未超越盛唐。但是，其优秀作品富于现实性，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使山水形象从表现个人变为表现国家人民，从寄托个人理想抱负变为反映现实生活真实。应当说，在古代山水诗发展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同时，也是在大历时期，开始出现了类似游记散文的搜奇赏胜的山水诗。总的说来，大历山水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显著的，未可低估。

　　在老辈大历诗人中，刘长卿堪称山水诗代表作家。他一生主要活动于江南，踪迹广及吴、楚、岭南。他忠厚大度，正直能干，久为僚吏，两度被诬贬谪，晚年始获一州。虽然遭遇坎坷，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关心国家，注视现实，同情人民。他的许多山水诗，在思想、艺术上都足以代表同时代诗人的山水诗成就。从内容看，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痛心国家动荡，悲叹盛世衰落，同情人民苦难。例如《岳阳馆中望洞庭湖》：

　　万古巴丘戍，平湖此望长。问人何淼淼，愁暮更苍苍。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孤舟有归客，早晚达潇湘。

　　宦游孤独的诗人，在这自古江东雄镇的岳阳，望着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却无豪情，反而感到格外苍茫忧伤。整个天空仿佛在汹涌浪涛中动荡，一轮夕阳在湖水当中沉没。遥见风浪中孤零零的归舟，诗人祝愿他们一路平安。这里，孟浩然那种「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楼」(《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气势消失了，杜甫那样的深深忧虑也变为对无情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失望。「叠浪」二句显然是国家动荡、盛世衰落的形象。又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关，匹马向桑乾。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诗人在穆陵关(在今湖北麻城北)遇见一位归心似箭的幽州客人，触发他对国家人民的感慨凄怆。「楚国」二句简括而有特征地写出南北山河风光景象，凝聚着诗人对古老而广阔的祖国的沉痛，所以传为千古名句，也突出地表现出大历山水诗的时代特点。

　　其二是失意徘徊于山水，而心系念于国家，不能忘情人间，把个人失志和国家前途熔为一种痛心忧伤。例如《登余千古县城》：

　　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乌夜啼。平江渺渺来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鸟不知陵谷变，朝飞暮去弋阳溪。

　　一个秋天傍晚，诗人登临座落高山之上的汉代余干(今属江西)废城，引起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这里空无一人，秋草丛生，鸟雀群栖，而昔日盛况，依稀可见。它是一个灭亡了的王朝曾经兴盛的见证，也是一个繁荣的城邑随着国家沦亡而荒芜的镜鉴。时至今日，远望那茫茫鄱阳湖水也好象在召唤旅人远离，而孤悬高空的夕阳更对着诗人渐渐低落。历史遗迹和自然风光都令人凄楚迷茫。但是，人有知而有情，只有不懂沧桑变迁的鸟儿，才能自在地飞来飞去，栖落在城边溪水上。不言而喻，正因为诗人深切关怀国家命运前途，才对历史沦亡的遗迹发出如此深沉的感慨，而个人不遇与国家衰落在这里溶为一种痛心忧伤。在这高山芜城上独立苍茫的，就是这样一位诗人。

　　象刘长卿这样的山水诗，在老辈大历诗人中时有可见，也不乏名篇。例如张继的两首七绝：

　　「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向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闾门即事》)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

　　由于战争征丁，缺乏劳力，富庶的苏州竟满目荒凉，缺粮断炊。春到江南大地，而人间天堂毫无生气。旅经苏州的诗人为此心情沉重，春夜难眠，觉得国家人民都处在黑暗之中。皓月西沉，乌鸦夜啼，凉气满天，阳春却似寒秋。点点渔火闪照两岸枫树，令人更伤春心。此刻，恰从超脱人世的佛寺传来一阵钟声，特为告诉世人：这是长夜最黑暗的时候。这里没有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的欣喜，也没有杜甫「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的热望。失志不遇、忧国忧民的诗人，满怀清醒的愁绪，无望的苦闷。

　　小辈大历诗人中的山水诗代表作家是韦应物。他「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广德中洛阳作》)，安、史乱起，刚刚成人。肃宗、代宗朝，他从青年入中年，痛感「山河长郁盘」，曾经激烈抨击政治腐败。他多年在京、洛地区供职，到德宗朝出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时，已从中年进入晚暮。他的山水诗较少盛世衰落的沉痛，更多现实危难的忧伤。尤其在中年之后，他看到国家动乱，同情人民苦难，但觉得积重难返，感到矛盾和内疚，流露一种无力而无望的情绪，使他的山水诗具有不同于老辈诗人的特点，反映着大历末到德宗朝的现实真实。例如《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

　　「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路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诗人把大自然肃杀的图画清晰地勾勒出来，他那淡漠的情怀，自若的风姿，也悠然可见。诗末用《庄子·列御寇》语：「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汎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表面上似乎在说自己无所牵挂，听任自然。但他这位逍遥游者，其实是赴任的官长，理当治政，责无旁贷。所以实际上，他是借庄子语来表示自己虽非饱食的庸人，但面对积重难返的现实，情怀忧伤。而「寒树」四句显然借山水肃杀以状现实危难。又如《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春天的傍晚，诗人漫赏于滁州郊野西涧。尽管乔木深处，黄鹂鸟喧闹鸣春，但诗人却喜爱涧水边上幽静的小草。春潮涌泻，又刚下了雨，西涧水流更急。而这里的渡口地处郊野，不属要津，无人摆渡，连船夫也不在。渡船听任急流冲击，自在地横泊水中。居上媚时不如清贫守节，不居要津只能闲适自在，是这帧西涧春景的意境，也是诗人所寄托的情怀。这就更明显表露诗人的听任自然的实质，是对现实危难的无奈而无望的深深忧伤。

　　象韦应物这样的山水诗，同时诗人中也是不无佳作的。例如皇甫曾《玉山岭上作》，诗人观赏了秋气高爽、秋色缤纷的山水景象之后，却写出「秋花偏似雪，枫叶不禁霜。愁见前程远，空郊下夕阳」的句子，从秋天，想到严冬将临，于是，他遥望前途，不胜愁伤。感伤大自然的无情，正是诗人无奈而无望情怀的寄托。又如戴叔伦《苏溪亭》：

　　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

　　苏溪在浙江义乌。诗人在苏溪踏青，溪岸长亭上春草漫长，荒落已久，只有诗人独自在春风中倚栏凭眺。天上不见春燕飞来，田里没有农民春耕，河滩上烟雨迷濛，雪白的杏花开了，反而令人感觉寒意，益发荒凉。这帧没有春意的江南春景，显然反映着战乱创伤，农事凋敝，寄托着诗人的怅惘忧伤。

　　除了上述主要特点和成就外，大历山水诗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是逐渐出现一种搜奇赏胜的旅游诗，如韦应物《游琅玡山寺》即是一例。这类诗的主题仍属南朝至盛唐山水诗的传统主题，但较少傲骨仙气，抒怀直率，写景如实，虽不乏豪气，却是常人情味。而结构则随游程而次第陈述。类似于一般游记散文。其二是象盛唐山水诗那样个性风格鲜明突出的作品较少。但这是时代使然，并非诗人缺乏个性。其三是大历时期还有许多歌咏隐逸清高和赠答唱和的山水诗，其中有不少作品的思想性、现实性差，而艺术性较高。如史称「大历十才子」代表诗人钱起的《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中的《窗里山》，便是如此：

　　「远岫如近见，千重一窗里。坐来石上云，乍谓壶中起。」

　　纤思巧构，更失天然，近乎小摆设，恰可说明这类山水诗的弱点在于生活空虚，脱离现实，因而虽有艺术，而不免居于次流。

　　总起来看，大历山水诗的成就和特点，与盛唐山水诗颇不相同。它既不在艺术创新方面，亦不在歌唱祖国壮丽秀美的山水，而是在于用熟练的艺术技巧和精炼的诗歌语言，描写了美好山水中的动乱荒凉的人间，反映了现实的面貌，表达了时代的情绪，因而作出独特的贡献，也体现着古代山水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诗歌创作总是通过诗人头脑的折光来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里的山水景象毕竟是诗人摄取映出的艺术形象。盛世山水光采焕发，绚烂多姿。而乱世山水则往往笼罩愁云惨雾，其原因就在于关心国家人民命运的诗人们「感时花溅泪」。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之后，走向衰落。老辈大历诗人经历从盛向衰的转折，深感盛世的衰落；小辈诗人们更多感受到现实的危难；他们都为国家动乱和人民苦难而忧伤，为国家人民的命运前途而凄怆。这是唐诗在大历时期开始全面转向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因，也是大历山水诗取得自己特点和成就的主要原因。

【出处】：
古诗文鉴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