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风和诗风的关系】

　　 　　　　　　　　　　　　　　　　　　　　　钱仲联

　　学风、诗风，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范畴。一是指学术风气，一是指诗坛的风尚；前者是学术史上所要研究的现象，后者要从文学史研究中去考察。两者不是一码事。在我国文学史上，只有在魏、晋时期，曾经出现过玄学学风和玄言诗风的统一。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上说：「正始(魏齐王芳年号)明道(指《易》与《老》《庄》之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又说：「江左(东晋)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时序》上也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那就是以王羲之、许询为代表的兰亭诗和以支遁为代表的僧徒之诗。自此以后，学风和诗风，两者就对不起号来。宋代理学家诗，还勉强说得上，但那在文学史上，并不占有地位，更谈不上什么诗风。然而到了清代，却出现了学风影响诗风的特殊情况。

　　清代，号称经学昌明的时代。突出表现在汉代今古文学的复兴上。乾、嘉以前，主要是古文学的复兴，号称朴学；道光以后，主要是今文公羊学的复兴，号称新学(不是指康有为所云「新学」，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是大体上的区分。在道光前，当然已有公羊学的研究，如武进的刘逢禄；在道光后，朴学大师如俞樾、黄以周、章炳麟等，也未尝绝迹。

　　一、清初「通经致用」的学风和取精用宏、富有崇实精神的诗风

　　清代学术，顾炎武是开山祖师。一般的看法，往往把清学限于朴学，即限于文字训诂、经学考据的领域。其治学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在广博扎实的考订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顾炎武本人的学术成就，并不限于这一方面。训诂考订，是他治学的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在于用来办好天下国家的大事。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所以顾炎武的学术趋向，更重要的是汉人所楬橥的「通经致用」。

　　清初重视朴学的学风，是怎样产生的？其针对性是什么？话得从明朝说起。明代以八股取士，知识分子，一般学问很空疏，不论是提倡程、朱一派的理学家，还是提倡陆、王一派的理学家，同样是空谈心性，形成了明代的学风。到明末开始有了转变，逐渐有人研究音韵训诂。顾炎武的挺生，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同时的黄宗羲、王夫之所谓清初三大儒，治学途径虽与顾氏不尽同，但两家渊博的学问，特别是「致用」这一目的，与顾氏并无二致。阎若璩继顾氏而起，专力于考据。到乾隆年代，汉学家衍为吴、皖两派，更后则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出而考据之学发展到高峰。在康熙时，还有陆陇其、李光地、汤斌等理学家，但已难与考据家分庭抗礼，乾隆以后，更是萤火末光，黯淡无辉。

　　毫无疑问，清初的崇实学风，是针对明代空疏不学的弊病而出现的。但这和清初诗风又有甚么关系？如所周知，有明一代诗人，从七子派到公安、竟陵两派，除了后七子的王世贞和不属于七子派的杨慎外，共同的缺点，也就是空疏不学。

　　明七子高谈汉、魏、盛唐，号召人们不读唐以后书。这一主张，实际是宋末严羽《沧浪诗话》观点的继承。严羽一方面倡言「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诗辨》)一方面又言「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同上)并以为「夫诗有别材，非关学(一作「书」)也。」(同上)这种以学与诗截然分开的主张，贯彻到明七子的诗作里，归根到底，就是写诗无需学问。正如钱谦益所讥：「献吉(李梦阳)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列朝诗集小传》)发展到公安、竟陵二派横行诗坛的时候，也正是阳明末流狂禅泛滥的时候。公安派代表人物也都是这种狂禅的追随者。公安派所尊崇的李贽，著《童心说》，公然攻击「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袁宏道推波助澜，倡言「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叙陈正甫会心集》)竟陵派选《诗归》，钟惺于序文中强调「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也是一种妙悟说，而把它更缩小在狭窄的境界内，与「诗有别趣，非关学也」的说法，并无二致。正因为如此，二派诗人，面对明后期国事绸螗、生灵涂炭的严酷现实，视若无睹。所以在明末清初沧桑变动的时代里，有识之士，在学风上要提倡通经致用的实学以反对空疏，在诗风上要以崇实精神，为时代现实写照。

　　第一流学者又是著名诗人的王夫之，在总结有明一代诗风时，深刻地指出空疏不学在诗歌领域的表现是：「如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即无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则更不须尔，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之，『于』『其』『以』『静』『澹』『归』『怀，熟活字句，凑泊将去，即已居然词客。……举世悠悠，才不敏，学不充，思不精，情不属者，十姓百家而皆是。」(《夕堂永日绪论》)清初文坛耆宿钱谦益，也同样指出：「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者，凡以与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袭习纶轮，酝酿发作以至于此极也。」(《赖古堂文选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以挽救颓风为己任，说：「仆以孤生谀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海内惊噪，以为希有，而不知其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答山阴徐伯调书》)归结到诗歌创作，他又说：「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者能事备矣。」(《周孝逸文稿序》)学与诗，就这样得到了统一。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里指出：「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针对这种学风，顾氏提倡实学以救空疏之病。他认为：「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卷十七)他说的文，当然也通之于诗。黄宗羲也以为：「多读书，则诗不期工而自工，若学诗以求其工，则必不可得。读经史百家，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句炼，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耳。」(《诗历题辞》)这又是学与诗的统一论。他甚至说：「诗之为诗，以空灵为主，无事于堆积脂粉。空灵非多读书不可。」(《范用宾诗序》)此外，钱澄之、方以智、浙派开山祖朱彝尊、著名学者毛奇龄都针对明代空疏不学的学风和诗风作出了尖锐的批判，把学与不学的得失，作了鲜明的对照。自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澄之到朱彝尊、毛奇龄，都是开创一代学风的学人，又是影响当时诗风的诗人，由于他们大力批判空疏不学之弊，积极提倡实学，主张读书以为诗，清初学术界固然开了一个新局面，清初诗坛也起了一个大变化。大批著名诗人也随之而起，大谈读书的重要性。杜濬说：「不读书，则不但率易无诗，即苦思力索亦无诗也。」(《交勉篇应蒋子》)冯班说：「余不能教人作诗』然喜劝人读书。有一分学识，便有一分文章。但得古人十分贯串，自然才力百倍。」「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出语皆与古人相应，一也；博学多知，文章有根据，二也；所见既多，自知得失，下笔知取舍，三也。」(《钝吟杂录》)邵长蘅说：「诗文忌俗，……然医俗无他法，惟平日多读书，则俗气自消。」(《答贺天山》)即使是主张妙悟的神韵派首领王士禛，在提倡妙悟说的同时，也说「诗未有不能达而能工者，故唯达者能工。达也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则无不达矣。」(《师友诗传录》)「为诗须博取群书，如十三经、甘一史，次及唐、宋小说，皆不可不看，所谓取材于《选》，取材于唐，未尽善也。」(何世璂《然灯纪闻》)与士滇相反，「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起」(见《渔洋诗话》)的施闰章，也把那些「不殖学而务涂饰其辞不已」的人称为「适燕而南辕，如粤而北指者。」(见《诗原序》)反对王士禛的赵执信，也说「诗人贵知学，尤贵知道。」「文章原本六经，诗亦文也。」(《谈龙录》)总合他们为诗必须学问的说法，内容包括：1、学问原本六经：2、学问要致用；3、多读书则取精用宏；4、多读书增加才力；5、纠正空疏之弊；6、纠正偏重妙悟之弊；7、空灵也要从学问中来；8、多读书可以医俗。在主张博学，主张读书的前提下，在诗学本身，也强调广博学习。做到转益多师，不走羊肠小径。所以清初的诗人，大都是博学之士，除那些著名学者外，吴伟业、王士禛，都是胸罗万卷的通人。他们的诗，唐、宋兼采，不墨守一代或一家，这种诗风，和明代七子、公安、竟陵大不一样，它明显地是受到清初学风的影响而形成。一直到稍后的浙派首领厉鶚，虽然作诗以幽新隽妙擅胜，但还是强调「故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书，诗材也。……诗材富而意以为匠，神以为斤，则大篇短章均擅其胜。」(《绿杉野屋集序》)而厉氏本人，也是学人与诗人一身兼任之的。

　　清初以三大儒为代表的学风，在于实学和致用。所谓「用」，就是用于政治经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影响到诗风，清初许多大家名家的作品，现实性强，特别是遗民诗人中杰出的诗人，如顾炎武、屈大均、钱澄之诸家的共同特征，就是钱谦益所说的「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世」，(《爱琴馆评选诗慰序》)「……宋之亡也，其诗称盛。……如穷冬沍寒，风高气慄，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胡致果诗序》)黄宗羲也说：「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宋之亡也，谢皋羽(翱)、方韶卿(凤)、龚圣予(开)之文，阳气也，……未百年而发为迅雷。」(《缩斋文集序》)钱、黄的说法相同，都是借宋亡时的诗风和它的作用，用以鼓动清初的诗风，而钱氏则更把这种诗风结合到经学上阐发，证明了学风与诗风的紧密关系。

　　二、「避席畏闻文字狱」，乾嘉考据学风和浙派、肌理派逃避现实的诗风

　　清初这种通经致用的学风和诗歌用于战斗的诗风，随着清王朝统一事业的巩固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的增多而逐步起了变化。「通经」的学风，失去了「致用」的方向；尚实的诗风，褪去了战斗的光彩。于是接着出现的是乾隆、嘉庆时期以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等考据为中心的学风和浙派诗人以饾饤典故为诗、肌理派诗人以考据为诗的诗风。两者都是由于逃避现实的需要，「避席畏闻文字狱」(龚自珍《咏史》)的必然结果。

　　以饾饤僻典为诗，早在康熙年代，已露端倪。邵长蘅《跋庐云诗话图卷》就提到「今时称诗最陋者，抄撮僻书，组织俪语新字，譬胠富人之箧，而盗其碎金缕锦，出而传相夸视。甚则虫鱼皆著别号，花鸟必更新名，其病不及而似过。」仿佛预先道出了厉鶚一派诗的流弊。而叶燮《原诗·外篇上》也对当时一些诗论家「遁于考订证据之学，骄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者，斥之为「此乃学究所为」，是一些「铢两琐屑」的东西。那又仿佛预先道出了翁方纲一派诗的流弊。

　　然而，考据学风，毕竟到乾隆时才全面形成。影响到诗坛，也在乾隆时出现厉、翁两股歪风。袁枚对这两股诗风，都进行了抨击：「我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鶚)。……庾词谜语，了无余味。樊榭在扬州马秋玉(曰璐)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类《庶物异名疏》、《清异录》二种。董竹枝云：『偷将冷字骗商人。』责之是也。不知先生之诗，佳处全不在是。嗣后学者，遂以『瓶』为『军持』，『桥』为『略仢』，……其他『青奴』、『黄奶』、『红友』、『绿卿』、『善哉』、『吉了』、『白甲』、『红丁』之类，数之可尽，味同嚼蜡。」(《随园诗话》)「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余续司空表圣《诗品》，第三首便曰『博习』，言诗之必根于学，所谓『不从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号詅痴，悮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曰，该他知道性灵时。』」(同上)前一条明讥厉鶚，后一条即指翁方纲。前一种弊病易见，后一种却借着学者的牌子，颇足以吓唬一般浅学之士。而且翁氏还有一整套的理论以宣扬其主张，他倡言做诗要以学问作底子，在《徐昌谷诗说论一》中所谓「由性情而合之学问」，《志言集序》中所谓「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亲」，《蛾术编序》所谓「考订训访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神韵论下》所谓「全恃真才实学以济之」，都是同一意思。翁氏自己的诗作，就是这种学风与诗风相一致的体现，不过与清初顾炎武诸人的学风与诗风一致的实质，已经大相径庭了。受他影响的较著名诗人，同时有钱载，并非学者的诗人如黄景仁，也偶而受到这种影响，稍后嘉、道时有阮元、程恩泽诸家，阮、程也是著名的汉学考据家。针对翁氏这种学风与诗风，袁枚固然进行了抨击，与袁枚异趣的章学诚，也对这种学风进行了抨击，《与汪龙庄书》上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明乎此，乾、嘉时的考据之学，虽然在征文考献方面有卓越的贡献，但在治学方法上，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如果形成为诗风，自然是弊多而利少了。

　　三、道光年间「新学」的兴起和「诗界革命」的新局面

　　乾、嘉时的汉学，主要是指古文学派的名物考据、音韵训诂之学。到嘉、道间，今文学派的公羊学，讲求微言大义，较合于通经致用的要求。刘逢禄是当时的大师，龚自珍出其门下。龚氏一出，而清代的学风诗风起了个大变化。

　　乾隆时代，清王朝达到繁盛的顶峰，之后，逐渐滑向下坡，到道光年代而封建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封建阶级的开明有识之士，都想从古老的旧学中，找寻匡救的药方。公羊学派正是应时而起的。龚自珍、魏源是代表人物。龚氏用公羊家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说综括五经大义(见《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至九)，宗旨在于用世。他在《己亥杂诗》中自述师承关系：「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逢禄)，东南绝学在毘陵。」自注：「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逢禄)受《公羊春秋》。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渊源如此。他生活在充满黑暗与丑恶的道光年代，众醉独醒地想冲破那窒息的樊笼，要求解放思想，要求改革政治，要求废除八股，在封建主义的土壤上，冒出了一些资本主义茁长的幼苗。公羊学成为他「古为今用」的武器。又把这种学术宗趣，通之于诗歌领域。他在《送徐铁孙序》中，主张诗要「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气、五行以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为猖狂恢诡以言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诗，而诗之境乃极。则如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丽而

　　公羊学风对诗风的影响，到光绪中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现在政坛与诗坛以后，才大为扩大。张之洞在《学术》绝句自注中概括当时的情况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学，……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事实就是这样：梁氏之师康有为，于光绪十六年与四川公羊学专家廖平相晤，深受启发，想借今文经学以议政，告门人陈千秋及梁氏以孔子改制之旨。二十二年讲学于广州万木草堂，以西欧进化论学说与常州今文学说相杂揉。梁氏助其师撰《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借孔教之名以宣传维新思想。二十四年，震撼中外的变法运动，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康、梁学风，由于《时务报》、《湘学报》、《新民丛报》等的传播，一直影响到清亡。梁氏在戊戌前一两年，已发出「诗界革命」的呼声，要求诗歌应成为传播新思想，描写新事物的工具，以适应变法的需要。变法失败后，康氏流亡海外，有「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的倡导，梁氏在日本发表《饮冰室诗话》鼓吹新派诗，主张「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学风是用旧的今文学议新政，诗风是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两者完全一致。当时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辈群相附和，诗界革命的旋风席卷诗坛。这又是和龚自珍的影响分不开的。即就诗界革命推为巨子的黄遵宪而论，其前期作品，已存在学习龚诗之迹，晚年所作《己亥杂诗》八十九首，不但学习龚氏的组诗形式，连题目也沿用了。

　　龚自珍诗不但影响了改良派，对后来反对改良、鼓吹反清革命的南社诗人，也不例外。南社的领袖柳亚子自称在少年时期，「读龚定庵诗文集，印象甚深，以龚、梁为『两尊偶象』，文字上的私淑者。」(柳无忌《柳亚子年谱》)南社诗人中作诗工力较深的黄人、庞树柏诸家，都继承了龚诗的衣钵。

　　四、晚清诗坛的「学人之诗」和「同光体」

　　以上所述清后期学风影响诗风的又一个局面，是主流。然而清中期以考据为诗的诗风，这时却又以学人之诗诗人之诗合二而一的面目，重新出现于诗坛。其先导者是道光时的程恩泽。程氏门下，出了郑珍、莫友芝、何绍基等著名诗人，他们都是汉古文学考据家，同时又是宋派诗的名家。郑珍《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说：「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何绍基《题冯鲁川小象册论诗》说：「作诗必须胸有机轴，气味始能深厚，然亦须读书。看书时从性灵上体会，从古今事理上打量。……故诗文中不可无考据，却要从源头上悟会。有谓作诗文不当考据者，由不知读书之诀，因不知诗文之诀也。」这种说法，实际不过是翁方纲诗论的继承与补充。但晚清的时代，已不是乾隆「盛世」，此时而埋头于经学考据，不免如黄遵宪与梁启超书中评批曾国藩时所说，「其学问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哲学，未梦见也。……所学皆儒术，……然欧、美之政体，英、法之学术，其所以富强之由，曾未考求。」当时象这样的学人，这样的学风，所形成的诗风，当然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文学发展史上，不可能占主要的一页。但在清代诗歌学古流派的发展上，郑珍诸人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它在艺术上有所创新，扫除了乾、嘉以来凡庸熟滥的积习，留给后人以可以借鉴的东西。

　　继郑珍、莫友芝、何绍基之后的，是晚清的所谓「同光体」诗人。其代表人物陈衍，在《瘿唵诗序》中，提出诗关学问的论点，说「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余甚疑云：以为六义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之乎？……故余曰，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几乎！」后又在《近代诗钞》中，明确提出学人之诗的说法，以为程恩泽、祁隽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士禛)之标举神韵，沈文慤(德潜)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近代诗钞》所选诗，以郑、莫及「同光体」诸家为中心，陈衍之说，无疑是自诩「同光体」为「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然而考察一下实际，道、咸时期的程恩泽、郑珍、莫友芝诚然是汉学考据家，是学人，他们的部分诗篇，能「肴核坟典，粉泽苍凡，证经补史」(《晚晴簃诗汇·序》)，至于「同光体」诗人，只有沈曾植是著名学人，无愧于王国维所推崇：「其于人心世道之汗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沈乙盦先生七十寿序》)沈氏学风，已大大超出郑珍诸人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王国维，在旧学范围内有了创新。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教金蓉镜要「尤须时时玩味《论语》皇(侃)疏，乃能运用康乐(谢灵运)，乃亦能运用颜光禄(延之)。」「在今日学人，当寻杜、韩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康乐善用《易》，光禄长于《书》，(自注：兼经、纬。)经训菑畬，才大者尽容耨获。韩子因文见道，诗独不可为见道因乎？」这才是道道地地的「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者的现身说法，而「同光体」诗人却不足以语此的。「同光体」诗，着重在锤字炼句方面下工夫，个别人更注意于谋篇布局的曲折。风格上的特色是生峭隽异。「同光体」的作者有一大群，因而形成为一种诗风，但与晚清学风并无关涉，不同于郑珍、莫友芝合学人诗人为一的情况。个别作者如陈衍，虽也博览经史，毕竟只是诗人、古文家，是「文苑传」中人物。此外，「同光体」的代表人物，或是以政治家而为诗人，或是从事文学专业，却举不出学人。由此可知，「同光体」合学人诗人为一的自我标榜，不符合事实，不能作为晚清宋派诗的特征。

　　总的来说，清代学风对诗风的影响，前一时期和后一时期都是好的，中间乾隆时期的翁方纲一流，却无足称道。最后，必须说明，诗风的形成，取决于时代社会的生活，学风对诗风的影响，不是主要的。本文只是就这一问题作介绍阐说，不涉及其它。

【出处】：
古诗文鉴赏方法